早上六点半，老式挂钟的钟摆发出沉闷的滴答声。我像往常一样准时睁开眼睛，身体的酸痛感提醒着我，我又老了一天。老伴走后，这张双人床显得格外宽大，也格外冰冷。我摸索着穿上那件洗得发白的灰色外套，轻手轻脚地走出卧室。
路过次卧时，我习惯性地停下了脚步。房门紧闭着，门缝底下透出一丝微弱的蓝光。那是电脑屏幕的光。里面没有任何动静，但我知道，我的儿子李诚，此刻要么正戴着耳机在虚拟世界里厮杀，要么就是刚刚熬过一个通宵，正沉沉地睡去。
(资料图)
他今年42岁了。在这个本该是家庭顶梁柱、事业中坚力量的年纪，他却像一个被时间冻结的幽灵，蛰伏在这间十几平米的卧室里，已经整整十五年。
我走到厨房，把昨晚剩的米饭煮成粥，又从冰箱里拿出两根油条放进微波炉。热饭的间隙，我看着窗外渐渐亮起的天光，马路上开始有了车流，穿着校服的孩子背着书包匆匆走过，年轻的上班族手里攥着包子冲向公交站。那是属于正常人的、充满烟火气的生活。而我的家，却像是一口枯井，连一点微风都吹不进来。
把早餐摆在餐桌上后，我走到次卧门前，轻轻敲了敲门。“诚诚，起来吃点东西吧，别把胃饿坏了。”
门里没有回应。我又敲了两下，里面传来一个不耐烦又带着浓重鼻音的声音：“放着吧，我待会儿吃。”
我叹了口气，没再说什么，独自坐在餐桌前喝完了那碗白粥。很多人问过我，一个好端端的大男人，有手有脚，怎么就成了这副模样？每次面对亲戚朋友或是老邻居的旁敲侧击，我总是用“他身体不好”、“他在家做自由职业”、“他在准备考个什么证”来搪塞。可是，谎话说多了，连我自己都觉得刺耳。
李诚并不是天生的废人。相反，他曾经是我们两口子的骄傲。他从小听话懂事，成绩虽然不是最拔尖的，但也顺利考上了一所普通的二本大学。2004年，他大学毕业，穿上借来的西装去参加面试，那天他站在镜子前，眼睛里是有光的。他跟我说：“爸，以后我赚钱了，给咱家换个大彩电。”
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物流公司做调度。那是一份辛苦差事，经常要跟着货车跑，还要应付各种脾气暴躁的司机和客户。他干了不到三个月，整个人瘦了一大圈，每天下班回到家就瘫在沙发上不说话。
有一天，他因为发错了一批货，被主管当着全办公室人的面指着鼻子骂了半个小时。那天晚上，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哭了。
老伴心疼坏了，在门外抹着眼泪说：“这什么破公司，咱不干了！一个月就两千块钱，还把人使劲使唤。回来歇着，妈养你！”
那时的我也觉得，孩子刚踏入社会，受不了委屈是正常的。我附和着说：“对，辞了吧，歇一阵子，找个轻松点的、适合自己的工作。”
就是这句“歇一阵子”，成了我这辈子犯下的最不可饶恕的错误。我以为那是给他包扎伤口，却没想到那是亲手给他打了一针麻药。
辞职后的李诚，在家里过了几个月舒坦日子。每天睡到自然醒，老伴把饭菜端到他手边。后来，他又陆陆续续找过几次工作：做过销售，嫌要看人脸色；做过文员，嫌工资太低没有发展前途；跟着亲戚去工地做统计，干了半个月嫌环境太差跑了回来。
每一次失败，他都能找到看似合理的借口，而每一次，我和老伴都无底线地包容了他。“没事，这个不合适咱再换”、“现在的就业环境确实不好”、“你慢慢找，家里不差你这一口饭”。我们的纵容，像温水煮青蛙一样，一点点剥夺了他直面困难的勇气。
到了他三十岁那年，借口变成了“考公”。他买了一大堆参考书，宣布要闭关复习。我和老伴喜出望外，以为他终于找到了人生的方向。
为了不打扰他，我们看电视都不敢出声，走路都踮着脚。他要买什么复习资料，要换什么高配置的电脑查资料，我们二话不说就掏钱。
可是，三年过去了，他连一次笔试都没有通过，甚至后来连考场都不去了。那堆复习资料上落满了灰尘，而他待在房间里的时间越来越长。他开始日夜颠倒，白天拉上厚厚的遮光窗帘睡觉，晚上在电脑前敲击键盘。
我终于意识到事情不对劲，试图硬起心肠赶他出去找工作。那是我和他爆发的最激烈的一次争吵。我掀了他的键盘，指着他的鼻子骂他没出息、啃老。
营业执照公示信息